关于中国援助斯里兰卡建设小型水电站的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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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证据一章进行了系统修改，不但完善了证据概念的表述，细化了证明标准，而且增加了举证责任及一系列证据规则，赋予了证据新的含义。

一、从证据规则角度界定证据的含义

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比较发达，在大陆法系则比较简略。因为在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中，陪审团审判决定了证据的含义是模糊的。证据更类似于“一些可以证明或者否认某个声称的事实存在与否的资料（包括证言、书证和物证）或者在某个纠纷中，在法院审判前进行展示的某些事物的大量集合，例如证言和展示的物证”，此处的“一些材料”或“某些事物的大量集合”即为对证据含义的描绘。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程序并不严格限制证据的形式和种类，但这并不意味着证据不受任何限制，以相关性（Relevance）为核心的证据规则借助于控辩双方之手，在法官的指导下动态的塑造着证据的外貌。借助于判例制度的发展，相关性规则、意见规则、传闻证据规则等证据规则逐步定义并刻画了英美法系国家证据的含义。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定证据制度在18世纪统御了证据法领域，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讯逼供、秘密审判和冤假错案使其饱受诟病。“法国大革命后，证据的自由评价原则受到了热烈拥护，在决定是否有罪时，法律希望事实裁判者应当听从其内心确信的召唤”，自由心证制度正是在对罗马——教会法证据规则的批判中确立起来的。但这一制度发展至今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的挑战源于过去几十年内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与事实裁判者自由评价证据两者之间产生的张力，另一方面挑战源于20世纪后涌现的社会生活的科技化趋向，事实认定的各种技术化手段对实施调查的传统模式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尽管大陆法系国家一元化的审判模式在排除证据时存在着心理学上的悖论，但证据规则并不必然要适用于审判阶段，与大陆法系阶段性的诉讼程序相适应，庭审前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适用证据规则，因为“诉讼意义上的证据运用仍然牢牢地嵌入了规则之中，尽管在传统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注重在审前阶段中的证据调查，后者则把重心放在证据的采纳上)，但是，均拥有一致的初衷，即以关联性与合法性为基础来约束证据的运用，从而使得裁判者最终认定的案件事实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客观真实，同时保障程序推进过程中其他政策和价值观念的实现”，“在英美法系的视角下，证据规则是对外行人组成的陪审团参与审判作出的回应，而大陆法系的证据规则是为混合式法庭（the mixed tribunal）而量身打造的”，从神示证据制度过渡到法定证据制度直至发展到现代自由心证制度，这种证据运用的规则（证据规则）并未因两大法系诉讼架构存在差异而有所差别，同样被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所接纳和吸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在证明过程中理解证据的含义，证据规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证据规则一方面体现为“纸面上的法”，预先从不同侧面描绘出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等属性；另一方面又作为“行动中的法”，在动态的证明过程中对证据的产生、提出和采纳进行时效性的选择和判断。例如英美法系国家为保障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诞生了传闻证据规则，对控辩双方选择证据、提出证据预先设定了标准，从传闻证据排除的角度圈定了证据的大致范围。大陆法系亦不例外，在审查判断证据时亦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对传闻证据进行规范。

二、从诉讼程序角度理解证据的含义

从证据规则的角度理解证据意味着要在动态中理解证据的含义，但证据产生、提出和采纳的全过程又处在刑事诉讼程序之中，亦即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动态的理解证据的含义。证据需要流入诉讼程序，此为诉讼证据与非诉讼证据（一般证据）之处分。这种简单的区分并不是毫无意义，因为证明过程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进行，“依照我们的先知从逻辑上得出的事实认定与法的适用属于法官进行裁判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依据的定律”，“法官对于法的认定是被推定的，法谚谓‘法官知法（Jura novit curia, iura novit curia）’，但法官对于事实的认知却是建立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的”。其中，法官“发现真实”这一过程既是证明过程又是证明的最终目的，“至于法院认知的法律或事实，固均用为裁判之基础，惟认知事实，必须在诉讼进行中为之，在裁判前尚有必经之程序”。进一步思考，控辩双方提出证据，使证据由诉讼程序外进入动态证明过程之中，亦即作为诉讼证据接受证据规则调整的最终目的在于使法官发现事实真相，但这一活动必须在诉讼程序中进行，因为“程序能够‘加强理性思考’，是对‘恣意的限制’，所以程序对于法官还是一种帮助——从思维角度言，通过这些程序为法官开阔视野、打开思路，避免单一思维的局限性”，而且“刑事程序在为诉讼提供规则、方法指导的同时，日益追求公正价值。公正是诉讼的灵魂，程序作为诉讼过程亦以公正为最高价值目标。刑事程序的自在价值——程序正义（具有独立评判标准的正义）只有在法治状态下才能获得。刑事程序正当化为正当程序，是程序正义获得认同的最高标志”。

三、从动与静结合角度把握证据的含义

如上文所述，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证据的含义是与证明规则和诉讼程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证明规则是连接刑事证据和刑事证明的桥梁，证据、证据规则与诉讼程序是密不可分的。对证据的理解不能脱离证据规则和诉讼程序，适用证据规则又是在诉讼程序中动态的塑造证据的含义，而诉讼程序又为证据问题预留了必要的程序空间，借助于证据规则的适用，证据、证据规则和诉讼程序三者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以刑事证明为出发点，在动态的证明过程中审视证据制度，重新界定了证据概念并丰富了证据的种类，新增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初步实现了证据章由从静态的刑事证据规范到动态的刑事证明过程的立法转向。在面临诉讼模式转型的中国，考虑到刑事诉讼中控辩对抗的强度将日益提高，我们应当充分肯定这一变化对未来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所可能产生的积极意义。

一方面，新刑事诉讼法从便于证明的角度对证据的概念和种类进行了修改。在证据概念方面，新法采“材料说”的观点，极大削弱了“证据”与“事实”的联系，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同时强调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区分了“证据”和“定案根据”的含义。摒弃“事实是证据”的进步意义自不待言，但如何理解“证据是材料”又成了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证据就是指证明案件事实信息的载体，其内容是指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其形式是证据内容的载体，包括法律明确列举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证据种类。在证据种类方面，考虑到未来刑事证明过程中可能会不断涌现新的证据类型，新法没有作绝对限制，而是将“证据有下列七种”修改为“证据包括”，同时删去第三款中的“以下”二字，强调证据只要经过查证属实即可作为定案根据。另外，证据种类的细微变化目的在于更加契合刑事证明过程。例如考虑到物证和书证在审查判断和质证方式上的差异性，将两者分开单列，增加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和电子数据使证明过程有法可依；再如从“鉴定结论”向“鉴定意见”的转变实际上反映出立法机关认可了鉴定结果的主观性。实际上，鉴定结果是鉴定人对案件中的客观问题作出的主观判断，在英美法系是以专家证言的形式出现的。

另一方面，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两个证据规则，即第五十条中的口供自愿性规则，第五十四条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自愿性规则体现的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基本精神，核心要旨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是为了遏制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取证行为。上述两个证据规则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因刑讯逼供而发生的冤假错案，人民法院为了保障人权和程序公正，可以确认某一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从而拒绝将其作为定罪的依据，这极大加强了证据在刑事证明和诉讼程序中的重量。而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一次在我国引入了对证据合法性的裁判程序，将证据资格与证明标准、证明责任和证明程序联系在一起，充分体现了证据、证明与证明规则之间的密切关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乡镇依法行政的难点及对策分析
徐敏

[关键词]乡镇 依法行政 难点 对策
[内容提要]本文就乡镇现实中遇到的依法行政的难点问题的进行了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个人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几点想法和对策。

乡镇人民政府是我国政权体系中最基层的政权单位，是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最前沿阵地，同人民群众的接触最经常，联系最直接，因此，在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切实抓好乡镇依法行政工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迫切的社会需要。
依法行政就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必须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笔者在农村工作多年，根据自己的实践和亲身体验，认为当前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难点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客观现实的原因，当然更不能排除人为的原因。在此，笔者不揣冒昧，发表一点个人的见解，以求各位老师和专家指正。
一、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难点分析
（一）乡镇执法人员法律意识和个人素质不高是依法行政的瓶颈。
当前，在乡镇35周岁以上的工作人员中，极少有从全日制大专院校毕业的人员，而大量的乡镇干部都是高中以下学历，他们在个人素质锻炼方面相对要欠缺些，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也仅限于短期的培训班，而法律是成系统、成体系的博大精深的知识。仅仅依靠短期的突击培训是难以吸收、消化和具体操作的。这样，自身素质的不足，加上客观上学习深度的不够，造成了乡镇执法主体“依法”行政的先天残缺。2002年8月，女服务员吴小玲在河北行唐南翟营派出所4个民警的刑讯逼供下，“咬”出了9名“嫖客”。当吴小玲拿出法医做出的处女鉴定来为自己讨说法时，公安局却无视有关办案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对其实施拘捕。还有类似的轰动全国的多起“处女卖淫案”，都暴露出了行政执法人员尤其是基层行政执法人员法律意识的不足。同样，一些乡镇干部大摆“官老爷”架子，认为自己是一方“土诸侯”，遇事不分青红皂白，惟我独尊，我行我素，奉行“顺我者荣耀，逆我者倒霉”，盲目行政，充分暴露了个人素质的欠缺。导致违法行政、土法行政实践屡见报端。
（二）风俗习惯和现行法律的现实碰撞，是依法行政的客观困难
基层农村，尤其是落后地方的农村，存在很多的风俗习惯，而有些风俗习惯，恰恰是和我们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悖而行的。例如，在当前的农村，在遗产继承问题上，往往存在这样一种沿袭的习惯：夫妻一方去世，去世一方的财产往往是由其配偶“继承”，其子均无权继承，而其女的情况更糟，即使是父母均亡，女儿也无继承权。这样，当父母与儿子、兄弟与姐妹之间发生遗产纠纷时，乡镇机关进行调解时，往往要尊重当地风俗，结果是违背法律；而要依法办事，又往往在农村遇到重重障碍，无法“依法办事”。否则，面对的是群众的反对、“公愤”。类似的情况在农村比比皆是，在客观上造成乡镇依法行政的困难。
（三）乡镇政府“红头文件”对现行法律法规的违背，削弱了群众对“依法行政”的认同度
乡镇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有很大一部分在内容上是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但是一些乡镇往往为了解决某一时期的突出问题或急于推进某一个方面的工作而拍脑袋出台一些举措，最后往往是“文件出台之日，也是废止之时”。如某镇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活动中，就曾经出台过一个政策，鼓励镇干部带头外出经商（停薪不停职的），这明显与《公务员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国家公务员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相违背，造成百姓对干部法律素质、法律知识的怀疑。进而对乡镇人员执法素质的怀疑。这也为乡镇依法行政增加了难度
（四）现行法律法规的“依法打架”，从法律本身对依法行政增加了难度
我国的立法体制应该是“一元制”的，从法理上讲，不会存在法律之间的打架现象，但是由于我国规定了不同层级的立法制度，加上立法者本身法律素质的欠缺，在现实中还是经常会发生现行有效法律体系中同层级或上下层级之间法律法规的“打架现象”。如曾在网络上争论一时的武汉中院“女法官免职”案，直接导火线就是由于武汉市的地方法规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违反。
（五）法律体制的不完善，是依法行政的不可避免的困境
当前，我国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时期，法律的“立、改、废”，在客观上造成法律的空白。例如新婚姻法规定，个人婚前财产在婚后仍是个人财产。这样，夫妻双方在离婚时，一方就可能处于无房的境地，而法律有无规定相应的离婚补偿制度，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时，有些立法的模糊，也造成行政执法人员对有关法律概念的界定的不清楚，如什么叫“卖淫”，以前恐怕连男女之间的同居也是纳入这个概念的，导致了群众的不满，行政权的滥用，才出现了全国不下十几起的“处女卖淫案”。也导致了浙江金华公安局 “同居非卖淫”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在全国引起关注。
二、切实推进乡镇依法行政工作的对策分析
（一）注重“以人为本”，切实加强乡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的道德修养和法律业务知识培训；提高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法律意识。
1、要牢固树立行政“为民”的思想理念。要十分明确依法行政的关键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治事。由于受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礼不施庶民”观念的影响，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是广大群众一提到法治，就自觉不自觉地首先想到是治理老百姓，而很少首先想到治官、治权。
2、要建立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制度。中国现行体制下，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极其重要。江泽民同志就特别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学好法律知识”、“学习法律知识要形成制度”。
3、要加大群众普法力度。我国的普法已进入了第四个五年普法阶段，但作为依法行政中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仍十分局限。因此，必须加大普法力度，大力推行“送法下乡”等活动。切实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知识。
（二）坚持“以法为纲”，严格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关于依法行政的“法”，在法律界有不同的定义范畴。有的主张只能依据宪法、法律行政；我国著名的行政法学专家应松年教授在回答网友的问题时，指出依法行政的“法”指的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也有的主张依据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还有执政党的政策行政。笔者赞同应松年教授的观点，因为依法行政不等同于依法执政。共产党是依法执政的主体，而政府只能是依法行政的主体。党的政策，只有通过法定的程序形成法律文件后，才具有强制执行力。因此，党的政策不是依法行政的“法”的范畴，自然乡镇人民政府也不能按党的政策执法、行政。在明确了依法行政“法”的范畴后，笔者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乡镇人民政府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扩大、不缩小、不扭曲法的本质，现行有效的法律必须得到有效的遵守。其次是必须建立健全行政法律体系，但是不应该草率立法，草率立法的结果是人们对法律信心的丧失，其结果是比没有法律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其三是执法必须平等，不畏权、不畏情，严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强化“执法监督”。没有监督的政府，最后只能是专制政府，没有监督的执法，最终也只会沦落为“无法无天”的境地。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我们的行政权力，只能来自与人民，终极目的也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必须强化执法监督，使权力为民所用，利民所需。
笔者认为在法律规定上并不缺乏各类监督。我国法律规定，有人大的监督、政协及民主党派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舆论的监督。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缺乏的是这些监督的真正落实到位。因此，强化监督，关键是要强化监督主体的法律意识、赋予他们法律上的保障权利，使他们能够监督、敢于监督。
（四）突出“程序优先”原则。在我国的法律传统中，重实体轻程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也往往重结果轻过程。其实，程序是执法公正的基本保障，著名的“蛋糕法则”就有力的验证了这一点：有一位母亲买了一块蛋糕，她对两个儿子说，谁切蛋糕都可以，但是切蛋糕的人不能先拿蛋糕，先拿蛋糕的人不能切蛋糕。这个规定使两个儿子不敢不蛋糕切大了，而是力求“一样大”。我们的法律程序正是力求公正执法的“法则”。因此，我们必须按程序办事，用程序来制约行政执法人员。乡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法律素质和法律业务知识的欠缺，尤其有必要用程序来规范他们的执法行为。必须使他们牢固树立“实体处理正确，程序的违法，其结果也是行政的违法”的意识。
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人民政府作为依法行政的“第一道防线”，其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虽然依法行政难点的解决不是朝夕之间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要正确面对问题、剖析问题，循序渐进得逐一解决问题，我们的依法行政事业就一定能够越走越宽、越走越快，依法治国的大目标就一定能够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