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科研院所科技产品进出口权暂行办法》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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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副作用的一次反噬

刘建昆


　　近来，一些媒体包括《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热议“全国城管局长联席会议”的合法性问题。其实，这个“联席会议”存在，正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副作用的一次“反噬”。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之前，我国的城市公物（含但是不限于公共设施）管理权立法和公物警察权立法是由中央国家机关主导的。具有代表性的是1990年《城市规划法》，国务院1992年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绿化条例》；1996年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客观的说，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窄”（保护不全面）“粗”（过于原则）“滥”（执法主体多）“软”（执行不力）等。

　　地方城市政府作为城市公物实际拥有者和管理者，对中央主导的城市公物立法进程是不满意的。表面上看；不满“七八个大盖帽管一个小草帽”，是“人民群众”的呼声——然而在中国的立法实践中，几曾见过我国的群众有这么大的话语权，可以将不满的影响扩大到立法机关呢？在我看来，这还不如说是作为城市公物的管理者的地方政府，借机表达自己的意见：各种城市公物监管的压力如此之大，而“七八个大盖帽”居然管不了一个小草帽！

　　“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粗暴打断了中央主导的城市公物管理权和公物警察权立法实践。从此，以“试点”以及“推广”的名义，公物警察权立法的主导者转移为各地方政府，各级各地纷纷出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而且依然是立法与执行之间的矛盾：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决定了，地方在立法中仍然难以科学有效的设定关于城市公物管理权和公物警察权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

　　应该说，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作为实际投资者和公物拥有者，只要资金投入得力，公物的规划建设与废止、公物的维修维护，甚至包括涉及公物的国家赔偿问题等方面，是完全有能力做好的。然而依照《公物法》的理论，对于公物管理权方面，公物利用上很可能需要设定行政许可（一般利用，许可利用等）；在公物警察权方面，则可能需要设定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这些内容的立法，目前立法制度下地方法规是很难完成的，反而衍生出五花八门的“机构问题”“体制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国办发[2008]74号文件，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规定：“将城市管理的具体职责交给城市人民政府，并由城市人民政府确定市政公用事业、绿化、供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城市客运、市政设施、园林、市容、环卫和建设档案等方面的管理体制。”这是否意味着中央政府不但放弃了地方城市公物（公共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实际管理权，而且放弃了在国家建立统一的城市公物法律制度的努力？如果是，则需要对地方法规设定前述内容予以明确法律授权，以便地方立法和执行——这样做的风险当然也是很大的。

　　地方立法既然无力彻底解决城市公物制度立法和执法需求的矛盾，就不得不谋求其他途径。“联席会议”的建立本身，恰恰反映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一困境；而前一阶段，“联席会议”先是高调介入《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问题，而后推出“大城管”征求意见等活动，至少是一种谋求解决问题的姿态。“联席会议”的组织形式很可能要失败的，但是这次“反噬”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失去《公物法》的科学理论和中央立法的支撑，公物警察权“相对集中”是不是还能继续往前走；如果能，还能走多远？

二○○九年九月三日




中国政府 蒙古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２年５月９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经过友好协商，为了有效防止植物检疫性病、虫、杂草传播蔓延，促进和发展两国在植物检疫方面的合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缔约双方应在各自领土上调查农业和林业作物感染本协定附件中所列的植物检疫性病、虫、杂草（以下简称“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化学、生物、农业的各种方法）以控制或肃清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发源地。

　　第二条　缔约双方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通过植物和植物产品或其他途径将本协定附件所列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对方领土。

　　第三条　本协定的执行单位：
　　中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总所。
　　蒙方为蒙古国农牧业部植物保护和植物检疫局。

　　第四条　缔约一方对输往缔约另一方的植物和植物产品须进行认真检查，并由输出国官方检疫机关出具检疫证书，证明其不带本协定附件所列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但不排除进口国有权对进口植物和植物产品进行检查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缔约双方进行贸易时，包装材料要避免利用稻草、稻糠、叶子和其他未经加工的植物材料，可利用木屑、刨花、纸等。
　　双方进口的植物不得带有土壤。

　　第五条　缔约双方交换的一切植物和植物产品，包括赠送、科学交流、外交使团和其他代表机构使用的，也必须遵守本协定。

　　第六条　从缔约一方输往缔约另一方运载植物和植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应认真清扫。如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污染时，要进行消毒处理。
　　缔约一方输出的植物和植物产品从缔约另一方过境时，须附有植物检疫证书。

　　第七条　缔约双方应在各自领土上指定边境检疫所，对输出、输入和过境的植物和植物产品进行认真检查，防止传带检疫性有害生物。

　　第八条　缔约双方同意：
　　１．交换有关植物检疫的法律、规定、制度以及科研成果。
　　２．相互通报在缔约双方边境地区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调查结果和所采取的防止措施的情况。
　　３．当缔约一方发现新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时，须及时通知缔约另一方。如果双方认为必要时，可共同进行防治。

　　第九条　经缔约双方同意，可对本协定附件中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进行修改和补充。

　　第十条　为解决本协定执行中的实际问题，交流两国植物检疫方面的科研成果和工作经验，经缔约双方协商后，在对等互惠的基础上，可派专家互访和轮流在两国召开会议。国际旅费由派出一方自理，专家访问和会议期间的食宿、交通费由东道国负担。

　　第十一条　根据本协定进行的各项活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各自的植物检疫法律和法规。
　　本协定的条款同缔约各方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植物检疫协议和参加国际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组织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无关。

　　第十二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的法律程序并书面相互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后开始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期满前六个月，缔约任何一方未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顺延五年。
　　本协定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九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蒙古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如缔约双方对本协定在解释上有分歧，应以英文为准。
　　注：附件略。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于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蒙　古　国　政　府
　　　　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
　　　　马忠臣　　　　　　　　　　　　扎·乔音霍尔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