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长江水资源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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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航局


雇用外籍飞行人员从事公共航空运输飞行的暂行规定
1993年6月3日，飞航局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民用航空运输的需要，保障飞行安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雇用外籍飞行人员驾驶在中国登记的民用航空器，从事旅客、行李、货物、邮件的公共航空运输飞行。
第三条 飞行人员是指直接操纵航空器和航空器上航行、通信等设备的人员，包括驾驶员、领航员、飞行通信员、飞行机械员（工程师）。
第四条 未经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批准，任何民用航空运输企业（以下简称航空承运人）不得雇佣外籍飞行人员从事第二条规定的飞行。
第五条 没有取得中国民用航空总局颁发的飞行人员执照及其相应的体格检查合格证，任何外籍飞行人员不得从事第二条规定的飞行。

第二章 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的条件
第六条 航空承运人拟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其所属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
二、持有其所属国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运输飞行人员执照和与其执照相适应的体格检查合格证；
三、在外国民用航空运输企业服务三年以上，并且有3000小时的飞行经历；

四、具有以汉语或者英语进行陆空和机组之间通话能力；
五、没有因个人失职而造成飞行事故的记录；
六、未受过刑事处罚。
第七条 担任机长的外籍驾驶员，除具有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持有其所属国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带仪表等级的公共航空运输驾驶员执照和与其执照相适应的体格查合格证；
二、具有担任国际航线机长的经历；
三、在与申请雇用外籍飞行人员的航空承运人所具有的相同机型上担任机长的飞行时间不少于500小时；
四、具有Ｉ类仪表着陆标准；
五、具有以熟练的汉语或者英语进行航行航行通话的能力。
第八条 担任飞行教员的外籍驾驶员，除具备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条件以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与申请雇用外籍飞行人员的航空承运人所具有的相同机型上担任过飞行教员；
二、总飞行时间不少于4000小时，在与申请雇用外籍飞行人员的航空承运人所具有的相同机型上担任机长的飞行时间不少于1000小时。

第三章 雇用申请和批准
第九条 航空承运人雇用外籍飞行人员从事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飞行，必须向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该说明雇用外籍飞行人员的理由，并且提交下列资料：
一、拟雇用外籍飞行人员符合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或第八条规定的合适证明材料；
二、拟雇用外籍飞行人员的国籍、学历、工作经历以及相应的合适的证明材料；

三、航空承运人对拟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的工作安排和教育训练计划；
四、航空承运人拟安排与外籍飞行人员同机组执行飞行任务的中国飞行人员的名单及其英语知识水平和会话能力的证明材料；
五、其它必要的资料。
第十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在接到雇用申请书后30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授权承办的部门在审核申请时，还应考虑：
一、承运人是否有合理的原因雇用外籍飞行人员；
二、拟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是否适合于承运人经营范围和经营目的；
三、申请雇用的航空承运人的中国机组成员与拟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在语言上的配合能力。
第十一条 航空承运人只有在接到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批准雇用的决定后，方可与外籍飞行人员签订雇用合同。
第十二条 雇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由航空承运人与外籍飞行人员协商签订，并且应该具备下列必要条款：
一、合同名称，当事人双方名称、法定住址；
二、合同签订的时间、地点；
三、当事人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四、外籍飞行人员的报酬和支付方式；
五、外籍飞行人员的医疗和人身保险；
六、合同期限；
七、合同的生效、变更和终止；
八、争议的解决；
九、需要明确的其他事项。
上述第六项合同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期满延长雇用，须按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备案。
第十三条 雇佣合同必须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航空承运人所在的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备案。

第四章 执照的申请和颁发
第十四条 受雇外籍飞行人员向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申请办理飞行人员执照，必须提交申请书和下列证件、材料：
一、航空承运人雇用证明；
二、所属国民用航空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飞行人员执照及其等级证明；
三、与本条第二项规定相适应的有效的体格检查合格证；
四、飞行记录本或相应的飞行经历合法证明；
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声明；
六、其它必须证明的证件和材料。
第十五条 按本规定第十四条提交申请后，航空承运人应对其所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进行下列教育和训练：
一、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有关飞行规则和航空安全保卫的规定；
二、中国空中交通管制和航行通话的规定和程序；
三、航空承运人制定的飞行技术管理规定、飞行程序和安全措施；
四、对安排所飞机型手册的学习，驾驶舱熟悉，操作程序练习和差异训练。
第十六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接到外籍飞行人员申请，在确认其符合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和第十四条规定的要求后，指定航空体检机构在45日内对其进行体格检查，对符合飞行人员体格签定标准者颁发体格检查合格证。
第十七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在外籍飞行人员取得体格检查合格证后，十日内派出执照检查人员，对其进行知识和技能考试；对符合颁发飞行人员执照标准者，颁发飞行人员执照。
第十八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飞行人员执照和体格检查合格证的有效期限为一年。期满后，可按照本规定重新办理。

第五章 对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的使用、管理
第十九条 航空承运人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所飞的航路和机场应是中国领域内国际航路和国际机场，以及某些经批准的特定的国内航线和国内机场。
第二十条 受雇的外籍飞行人员，在其开始参加中国境内的航班飞行时，必须在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监督下，由航空承运人进行监督或检查飞行。
第二十一条 受雇的外籍飞行人员只懂英语不会汉语时，与之配合的中国机组成员中至少有一名飞行人员能熟练用英语通话。
第二十二条 航空承运人应该对其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按照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章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技术训练计划应报所在地中国民航地区管理局认可，训练结束时应该由指定的飞行检查员检查合格。
第二十三条 按照规定取得中国民用航空总局飞行人员执照和体格检查合格证的外籍飞行人员受中国法律的保护，并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四条 外籍飞行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服从航空承运人的管理和安排，不得从事与其职务不符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对于违反本规定的航空承运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将给予罚款或取消雇用申请批准的处罚。
注：1997年1月6日民航总局已对此条进行修正，修正内容如下：
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对于违反本规定的航空承运人，中国民用航空局可以取消其雇用申请批准，并可给予违法所得三倍以下（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的处罚。”
第二十六条 对于违反本规定的外籍飞行人员，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将给予罚款、暂停其飞行或吊销其执照的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注：1997年1月6日民航总局已对此条进行修正，修正内容如下：
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对于违反本规定的外籍飞行人员，中国民用航空局应当责令其暂停或者停止飞行，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航空承运人与外籍飞行人员在履行雇用合同时发生的争议，应当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应按照中国有关的劳动争议法律、法规解决。在争议尚未解决期间，如对正常飞行和安全不利，应暂停外籍飞行人员的飞行。
第二十八条 雇用合同解除时，航空承运人应立即收缴外籍飞行人员持有的空勤登机证。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对外籍飞行人员颁发执照和体格检查合格证，按规定收取必要的合理费用。
第三十条 航空承运人雇用港、澳、台飞行人员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关于《雇用外籍飞行人员从事公共航空运输飞行的暂行规定》的说明
目前，我国民用航空飞行人员短缺，培训能力与人员需求相差甚远，严重制约了我国民用航空运输事业的发展，这与我国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极不适应。另一方面，当前国际上民用航空运输市场不太景气，有不少飞行人员闲置待业，有些外籍飞行人员已开始来我国寻求就业，国际上雇用外籍飞行人员从事本国商业飞行的做法也不罕见。因此我国把雇用外籍飞行人员作为缓解民用航空运输飞行人员紧张的暂时性措施之一，也是可以尝试的。根据局领导的指示，飞行标准安全监察司根据我国有关飞行人员的管理规定，参照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具体作法，于1993年3月草拟了《雇用外籍飞行人员从事公共航空运输飞行的暂行规定》（草案），并征求了总局计划司、财务司、人劳司、国际司、企管司、航行司、适航司、基建机场司和公安局的意见，又经政策法规司主持讨论、反复研究、修改，五易其稿，最后形成了该规定草案的送审稿。现将有关问题说
明如下：
一、关于草案的指导思想
制订《雇用外籍飞行人员从事公共航空运输飞行的暂行规定》的指导思想是，既要适应发展需要，又要保证飞行安全；既要参考国外作法，又要立足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安全第一，适度放开；开始规定紧一些，取得经验后，再作修改。
二、关于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的范围
根据我国民用航空的实际情况，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主要是驾驶员，驾驶员中主要是机长或教员。考虑到不宜排除雇用除驾驶员以外其他机组成员的可能性，所以草案中规定的雇用对象为飞行人员，即包括正、副驾驶员、领航员、飞行通信员、飞行机械员。
三、关于对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飞行经历的要求
草案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外籍飞行人员至少要具有3000小时的飞行经历。担任机长的驾驶员，除要具有3000小时以上的飞行经历外，还要具有在与申请雇用外籍飞行人员的航空承运人所具有的相同机型上担任机长的时间不少于500小时；担任飞行教员的驾驶员，还要具有在相同机型上担任机长的时间不少于1000小时。这种规定，是为了保证飞行安全，选拨经验丰富、素质较高的飞行人员来我国服务。另外，这种规定是最低标准，航空承运人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提高这个标准，但不得降低本规定的标准雇用外籍飞行人员。
四、关于派翻译人员的问题
草案未作允许带翻译人员参加机组飞行的规定，主要考虑到这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草案规定，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必须具有英语或者汉语通话能力，外籍飞行人员只懂英语不懂汉语时，与之同机组的中国飞行人员必须具有英语通话能力。所以，在混合机组中，可以不带翻译人员。
第二，与湿租民用航空器不同，这里机组成员不全是外籍飞行人员，有中国飞行人员与之配合，对地空联系不会产生困难。第三，如果完全依赖翻译人员在飞行中沟通中外飞行人员之间的联系或配合，客观上存在潜在的危险。
五、关于申请雇用外籍飞行人员的航空承运人条件
草案除对航空承运人安排的中国飞行人员有语言要求以外（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一条），未对申请雇用外籍飞行人员的航空承运人的经营年限等作出规定。这主要考虑到各航空承运人在雇用外籍飞行人员方面地位平等，不宜加更多的限制。而且新成立的航空承运人更需要雇用有经验的飞行人员协助其营运。
六、关于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所飞的机场和航线
草案第十九条的规定，雇用的外籍飞行人员所飞的航路和机场是中国领域内的国际航路和国际机场，以及某些特定的国内航线和国内机场。这个规定与《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运输的暂行规定》（1993年1月22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发布）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及其相应的说明是一致的。


【案情回放】

2010年12月某天，湖南省邵东县廉桥镇白马铺村村民王秀英在其家附近发现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真实身份不明，下称无名妇女)，遂予以收留，后想将该妇女出卖。王秀英将该想法告知邻村村民周元英（另案处理），周元英随即找到被告人刘友祝，刘友祝告知周元英，大龙村村民肖永秀（另案处理）的儿子尚未结婚，并与肖永秀约好去白马铺村看人。肖永秀看了该无名妇女后同意买下，并分别给刘友祝、周元英、王秀英3人2000元、1000元、1600元不等的好处费。因无名妇女不能做事情，肖永秀于2011年7月将无名妇女送回刘友祝家，并要刘友祝退钱。

刘友祝想再次将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以便偿还肖永秀的钱。2011年7月7日，刘友祝委托周元英为该无名女子做媒。次日，周元英得知东塘村村民周安飞的小儿子尚未结婚，便带着周安飞赶到刘友祝家，周安飞看了无名妇女后同意买下，并支付刘友祝10628元。刘友祝分得10028元，周元英分得600元。周安飞家人得知此事后，怀疑该无名妇女系被拐卖，遂要求周安飞将无名妇女送回。同月18日，周安飞等人将该无名妇女送回刘友祝家，并要求刘友祝退钱，遭刘友祝拒绝，周安飞的家人随即报案。公安人员前往刘友祝家中将其抓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友祝明知无名妇女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而先后两次将无名妇女出卖，从中获取非法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万元。刘友祝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观点】

在办理拐卖妇女犯罪案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区分以牟利为目的出卖妇女的行为和通常的介绍婚姻行为。如果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出卖妇女，尽管名义上称是“介绍婚姻”，但实际上是拐卖妇女。对于那些确属介绍婚姻，且被介绍的男女双方互相了解对方基本情况的情形，即使婚姻介绍者收取的财物较多，也不应作为犯罪处理。本案中，对被告人刘友祝两次出卖精神发育迟滞妇女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友祝以介绍婚姻的名义买卖妇女，从而非法获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应依法惩处。

被告人刘友祝辩称：其具有借介绍婚姻索取财物的目的，而无出卖妇女的目的，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犯罪构成，依法不应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在一、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不宜认定被告人刘友祝构成拐卖妇女罪。本案中，王秀英收留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流浪妇女，刘友祝应王秀英的要求将该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后在该无名妇女被买家送回的情况下再次将该无名妇女出卖，其主观上是为了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获得的款项也只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因此并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认定为拐卖妇女罪。被告人刘友祝也在上诉中提出了类似的辩解理由。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刘友祝明知该无名妇女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以“介绍婚姻”为名，以牟利为目的先后两次将无名妇女出卖，从中获取非法利益，虽然其行为形式上表现为为他人介绍婚姻，但实质上已超出所谓介绍婚姻的主观想法，而是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进而牟取非法利益，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法官评析】

以“介绍对象”为名出卖妇女并牟利的行为构成拐卖妇女罪

1．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的介绍婚姻行为具有本质的差异，应结合拐卖妇女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予以区分。

以“介绍婚姻”为名出卖妇女并牟取非法利益的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的介绍婚姻并收取财物的行为，尽管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类似性，但在实质上具有本质的差异。拐卖妇女犯罪是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本质上是否定被拐卖妇女的人格、将人“物化”的人口贩卖行为，侵犯了妇女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主观方面上看，拐卖妇女犯罪主观上以出卖被拐卖的妇女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相比之下，通常的介绍婚姻行为并不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而仅仅是居间联系促成男女双方结成合法婚姻，婚姻介绍者显然要考虑男女双方是否同意该桩婚姻、婚姻是否合法等因素。因此，是否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是区分拐卖妇女犯罪与介绍婚姻行为最关键的因素。

第二，从客观方面上看，拐卖妇女犯罪客观上将妇女作为商品进行拐卖。为了在客观上顺利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一般需要对被拐卖妇女实施非法的人身控制，通常情况下，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都是通过欺骗或强制等方式事先控制被拐卖妇女的人身自由，然后将被拐卖妇女出卖给他人。相比之下，介绍婚姻行为因是促成男女双方结成合法婚姻，故不存在对妇女的人身控制问题，更不存在出卖妇女的问题。

第三，从行为主体及合意上看，拐卖妇女犯罪涉及的是犯罪行为人与非法收买人之间就买卖被拐卖妇女事宜的非法合意，被拐卖妇女完全处于被非法处置的地位，丧失了自主决定婚姻的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相比之下，对于介绍婚姻的情形，婚姻介绍者通常需要接受男女一方或双方的委托，或取得男女双方的同意，最终是男女双方达成结成合法婚姻的合意，如果男女一方不同意就无法促成合法婚姻，因此婚姻介绍者仅仅起到居间联系的作用。

第四，从获取财物的性质上看，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所获得的财物是以被拐卖妇女的人身为“对价”，通常是向非法收买被拐卖妇女一方收取，在性质上属于非法牟取的利益，数额往往较大，明显超出合理的居间介绍费用。相比之下，婚姻介绍者所获得的财物是“婚介费”、“感谢费”，属于居间介绍婚姻的酬劳，该费用可由男女一方或双方承担，数额通常是合理的，在性质上属于合法收益。

最后，从对原有家庭及社会关系的影响上看，一般情况下，许多时候被拐卖妇女的亲属对被害人被拐卖的行为并不知情，拐卖妇女犯罪通常会造成被拐卖妇女与其原有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被动脱离，严重破坏了被拐卖妇女原有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相比之下，介绍婚姻行为是在男女双方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婚姻介绍成功，就会促成新的家庭关系的成立，并不会破坏原有的家庭及社会关系。

2．为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介绍对象”获取利益的行为，应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前文探讨了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介绍婚姻行为之间的区别，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对象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一般比较容易区分上述两类行为。但如果被拐卖的妇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就容易引发争议。本案中，有意见认为，被告人刘友祝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将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主观上是为了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获得的钱款也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因此并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这种意见是不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刘友祝并非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将该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从中收取好处费。换言之，刘友祝的行为并非单纯的应他人要求介绍婚姻行为，而是积极的出卖妇女行为。刘友祝连续两次寻找买主并将无名妇女出卖，第一次是将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儿媳妇，刘友祝从中索取2000元，而王秀英收留无名妇女多日，仅从中得款1600元，可见刘友祝行为积极，并非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出卖该无名妇女。同时，在该无名妇女因无法做事情被退回后，刘友祝为了退还此前收取买家的2000元钱，又单独将该无名妇女出卖给另一买家，从中索取10028元钱。因此，从上述经过可以看出，刘友祝并非受人之托介绍婚姻，而是积极通过出卖无名妇女牟取非法利益。

其次，从该案实际情况来看，被告人刘友祝为该妇女寻找的买家并不能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一，本案被害妇女经鉴定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行为能力，无法对他人介绍婚姻的行为做出判断，缺乏自由表达意志的能力。刘友祝并非该妇女的监护人，其出卖该妇女获取利益的行为亦非使该妇女受益的行为。其二，刘友祝为该妇女寻找的对象均系生活无法自理者，他们自身并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更无法照顾该妇女的生活，由此可以推断，刘友祝出卖该妇女的行为并非是为了保障该妇女的生活。其三，刘友祝的行为在客观上并未使该妇女的生活更有保障，由于该妇女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无法承担一个正常妻子可以承担的责任，因此买家的家庭并未对该妇女表示容忍，而是将其退回，因此，刘友祝单方面以介绍婚姻的形式将该妇女出卖的行为，非但未能更好地保障该妇女的生活，反而严重侵犯了该妇女的人身权利。如果刘友祝主观上是为了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应当通过公安机关寻找该流落外地的妇女的亲属，使其恢复原有的家庭社会关系，从而切实保障其正常的生活。

最后，被告人刘友祝具有出卖妇女非法牟利的目的并且通过出卖妇女的行为实际获利。刘友祝先后两次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出卖，索取大额非法利益，其所获得的钱款是出卖该妇女的非法所得，并非介绍婚姻的好处费。那种认为刘友祝所获得的款项只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的观点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