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赵长青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8 03:03:47 浏览:8682
来源:法律资料网
论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
赵长青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的性质，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践性。界定得当，既能开放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又能准确地打击经济犯罪，有效地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如果界定不当，就可能扼杀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阻滞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造成罪与非罪的错位。因此，研究不法经济行为中合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对打击经济犯罪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不法经济行为存在的客观性
“不法”二字，一般是指违法、不守法（《辞海》语），而本文所研究的不法经济行为则是广义的，它既包括违反现行法律规范的行为，也包括法律尚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和法律一时难以规范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就是介于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之间的一些有法不依、无法可依或者有法难依的经济行为。这部分行为情况特殊，性质难定，是我们研究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界限的主要对象。
在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里，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就必然存在规制人们行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尽管在不同的国度里，都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但不法经济行为照样客观存在，只是存在的范围、数量不同而已。这种客观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有：
（一）物质利益的诱惑性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是有与无之争，只能是合法与非法之争。极“左”思潮严重时期，抹杀个人利益的特殊需求，将追求物质利益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因而人的物欲受到压抑，人性受到扭曲，从而延缓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性的物质欲望得到解放，这无疑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但是，在规范人们物质欲求的法制尚不健全的历史时期，各色各式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中，不法经济行为便会大量发生。
不法经济行为的牟利性，决定了在实施不法经济行为的群体中，有的人法制观念较强，能够把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的限度内，有的则会走贪婪无度的违法犯罪道路。马克思曾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托·约·登林的话说：“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的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我国目前确有一些犯罪分子，为贪图不义之财，利令智昏，向社会和法律挑战。
（二）法律规范的滞后性
法律发展的历史说明，由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即使法律规范在不断变化和完善，而法律自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总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任何法律规范一经颁布实施，就应在一定时期内有效，不能朝令夕改。而社会生产力是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有一些在一定时期处在法律规范调整之外。意大利法学家菲利指出：“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②］
社会发展与立法滞后的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在法制比较健全、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理想的规范状态，这种矛盾就小；反之，在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的新事物不断出现，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为混乱的不法状态，这种矛盾就极为突出。
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同历史上的每次变革一样，旧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不完善，故新的法律体系的健全还有艰巨的过程。变革中付出代价之一，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不法经济行为必然增多。
（三）行为性质的模糊性
模糊学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两种事物：一种是人们可以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清晰的事物；一种是人们不能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模糊性事物。在不法经济行为中，有些就属于一时难以界定其性质的模糊性行为。
我国过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权关系集中，利益主体单纯，经营格局简单。刑事法律在经济领域中以保护公有制为己任，因而，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易于界定。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为复杂的经济体制。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必然会带来产权关系、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关系复杂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也随之变化。特别是新出现一些获取经济利益的新的行为，究竟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还有待于实践证明。对这种一时难以规范、利弊关系模糊的行为，在社会变革的失衡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杜尔凯姆所说：“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这段时期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说起，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什么是非份之想”［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一些利弊关系模糊、一时难以规范的模糊性行为，将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受到检验，利弊分野，被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驯服”。
综上所述，不法经济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是法制较完备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这种现象较为突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二 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标准
（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实质标准。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实质标准。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看有无危害社会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具备犯罪的前提条件，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便无犯罪可言。二是看行为危害社会的程度。只有当危害社会的行为达到触犯刑律的程度，才能以犯罪论处，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和理解这个标准。原苏联著名刑法学家斯皮里多诺夫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多样性和每个行为客观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历史变异性，把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标准问题提到了首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要社会对犯罪作出自觉的或公正的反应，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从社会学的理论看，行为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的程度，是评价人的行为的标准。”［④］在这里，斯氏提出了一个评判人的行为性质的标准，即人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相适应的，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不完全相适应的，就是对社会有一定程度危害性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就是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刑法原理的。
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评判人的行为的标准是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⑤］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衡量人们行为性质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犯罪认定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我们刑法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认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标准。
（二）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评判不法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标准。
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刑法作为上层建筑，它的根本任务就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党的“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个“三有利”标准的实质是生产力标准。这个标准既是指导、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当然也就应当引进刑法领域，作为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也就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的事实标准。
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刑法领域，作为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必然要引起犯罪观的更新和认定犯罪具体标准的变化。但对怎样理解和适应生产力标准，目前缺乏统一的认识。从见诸于书刊发表的论著中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法律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生产力标准是一种宏观的标准，并且十分抽象难以把握。如果以生产力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就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因此，必须在总体上坚持犯罪构成作为经济犯罪的认定标准，在法与理冲突的情况下，以生产力标准作为适当的与必要的补充。
二是生产力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行为是否危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程度，应是区分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并具体指出：一是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区别犯罪与正当的界限。是否“有利于”，主要看社会效果、行为手段、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二是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这是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危害程度如何，主要应结合情节是否恶劣、数额是否巨大、后果是否严重等情况，综合考虑加以确定。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法经济行为都发生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能不危害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只要掌握好生产力标准，就能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
三是双重标准论。此说的主要观点是：评判具体经济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既要以是否利于生产力发展总标准为指导，又要坚持以法定的犯罪构成为依据。这种观点认为，前者具有政策的指导意义，后者是法律表现形式，在政策的指导下，掌握好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才能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四是最终标准论。此说认为：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一个根本的、最终的标准，要从本质上把握某种行为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把它误解为经济标准，也不能把它误解为绝对唯一的排他性标准，不能脱离其他具体的法律标准而孤立存在。这种观点的中心意思是，生产力标准只是根本的、最终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要评价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标准来实现。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群体性发热疫情控制工作的通知
卫生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群体性发热疫情控制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近来，一些地区相继发生因流感等疾病引起群体性发热疫情。因其发热症状相似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下称非典），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群众的恐慌。为了规范各地对此类疫情的报告与处理，及时与非典疫情进行鉴别，同时加强对流感、麻疹等易引起群体性发热疾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特通知如下：
一、加强疾病监测工作。根据本地区历年传染病流行的特点规律，科学预测传染病的流行趋势，并及时向政府报告，向社会发布疫情和预防控制信息。
二、做好鉴别诊断工作。目前，全国非典防治工作形势仍然严峻，同时又是一些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当疫情发生时，疾病预防控制部门要和医疗机构加强合作，根据发热病人的接触史、免疫接种史、临床症状、体征和血清学检查结果等，做好非典与其它传染病包括流感、麻疹等具有相似症状传染病的鉴别诊断工作，并依据不同疾病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治工作。
三、加强重点传染病的病原学诊断与监测工作。各地要在常规传染病监测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对暴发疫情标本的采集以及病原学检测与诊断。根据当地传染病的流行规律，做好相关诊断试剂的储备以及快速诊断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在流感监测工作中要重点做好对流感病毒毒株的分离及抗原变异情况监测，尤其是甲3型流感毒株。
四、根据本地传染病的流行规律，有针对性地对重点人群的抗体水平进行监测，一旦发现人群免疫屏障薄弱等问题，可及时采取预防接种等保护性措施。
五、要高度重视学校、托幼机构、建筑工地等人群高度聚集场所的监测工作，一旦发现传染病疫情，在及时上报的同时，切实做好疫情处理工作，严防疫情蔓延。发生群体性发病时，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出诊断和排除，并做好群众的宣传和安抚工作。
六、要严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对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流行、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和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要严格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的时限和程序及时上报。
七、加强健康教育和宣传工作。通过宣传，使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了解有关传染病的预防知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疾病的流行与预防，避免产生恐慌心理。
卫生部办公厅
二○○三年六月一日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对违反《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行为实施责任追究的办法（试行）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对违反《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行为实施责任追究的办法（试行）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保证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贯彻执行，正确处理违反《规定》的行为，根据《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及有关行政监察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施责任追究坚持以下原则：
（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二）严格执纪，违纪必究；
（三）教育与惩处相结合。
第三条 责任追究的方式包括组织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
对各级党委（党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领导班子违反《规定》行为的组织处理的方式包括：口头批评、诫勉谈话、责令写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取消单位评先资格、整顿调整领导班子。
对领导干部违反《规定》行为的组织处理的方式包括：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写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取消评先资格、调离工作岗位、责令辞去职务、免职。
组织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第四条 各级党委（党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领导班子不认真执行《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给予口头批评、诫勉谈话、责令写出书面检查的处理。其中诫勉谈话按照《中共河南省纪委关于对各级党的组织负责人及党员领导干部实行谈话制度的暂行办法》规定的
程序，由纪检监察机关负责人或者受纪检监察机关委托的党政机关负责人进行。
（一）对开展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政教育工作不重视，不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宣传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和党风廉政法规的；
（二）对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本行业的廉洁自律、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不重视，对执法执纪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不支持的；
（三）不注重抓党风廉政建设治本工作，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不研究治理防范的措施，不注意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
第五条 党委（党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领导班子不认真执行《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取消单位评先资格的处理；问题严重的，对该领导班子进行整顿调整。
（一）对上级党委、政府以及上级机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和要求不贯彻落实，对责任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状况不分析研究，没有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没有分解下达责任目标或没有组织实施的；
（二）根据有关规定，应该制定的本地、本部门、本系统、本行业的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不组织制定或不予督促落实的；
（三）对所辖地区、部门、系统、行业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情况不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的；
（四）不严格按照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用人上存在不正之风的。
第六条 领导干部不认真执行《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写出书面检查的处理。其中诫勉谈话按照《中共河南省纪委关于对各级党的组织负责人及党员领导干部实行谈话制度的暂行办法》，由纪检监察人员或受纪检监察机关委托的人员进行。
（一）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按上级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和本地、本部门、本系统、本行业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规划进行具体布置安排，不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汇报的；
（二）对责任范围内的反腐倡廉工作，不组织检查考核，对党风廉政建设各项目标和规章制度不督促落实的；
（三）不召开（参加）民主生活会，或不检查自身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及廉洁从政情况，不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或不纠正存在的问题的。
第七条 领导干部不认真执行《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先资格、调离工作岗位的处理。
（一）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不认真处理，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不解决，不重视案件查处工作的；
（二）对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不进行党的纪律和法律法规教育，以致其发生不廉洁问题的。
第八条 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辞去职务，或者对其免职。
（一）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重大案件，致使国家、集体资财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
（二）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法违纪知情不管的。
第九条 对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的明令禁止的不正之风不制止、不查处甚至支持、纵容的，或者授意、指使下属人员搞不正之风的，视情节给予负主要领导责任者党内警告、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撤职处分
；给予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降级处分。
第十条 对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党风廉政建设事项拒不办理，或者对严重违法违纪问题隐瞒不报、压制不查的，给予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党内警告、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撤职处分。
第十一条 在决定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的立项、招投标、设计、施工、验收、投产工作中，违反规定程序和要求，给国家、集体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撤职处分；对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党内警告、严重警告、行政警告
至降级处分；造成巨大损失的，加重处分。
第十二条 对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选人用人严重失察，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负主要责任者党内警告、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撤职处分；对明显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委以重任或予以
提拔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行政降级、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公职处分。
第十三条 对为骗取荣誉或物质奖励，授意、指使、强令下属人员违反财政、金融、税务、审计、统计法规，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多报、瞒报、编造、篡改有关数据或资料的，给予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党内警告、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行政降级、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公职处分。
第十四条 对授意、指使、纵容下属人员阻挠、干扰、对抗党风廉政监督检查或者案件查处、或者对办案人、检举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给予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公职处分。
第十五条 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法违纪包庇、纵容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公职处分。
第十六条 领导干部不认真执行《规定》，其责任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出现严重问题或者错误，受到批评仍拒不纠正处理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行政撤职处分。
各级党委（党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领导班子出现前款所列问题的，除对其中负有责任人员予以追究外，还要对该领导班子进行整顿调整。
第十七条 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节之一的，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处理：
（一）履行了职责，其责任范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仍出现问题的；
（二）主动挽回损失或者有效地阻止危害结果发生、扩大的。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节之一的，从重处理：
（一）推卸、转嫁责任的；
（二）明知错误，仍不采取补救措施，致使危害结果扩大的；
（三）责任范围内多次发生重大案件的。
第二十条 实施责任追究要分清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工作问题与个性问题、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主要领导责任与重要领导责任。
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恶劣影响负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
重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恶劣影响负次要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
第二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追究责任，需要给予领导班子口头批评、责令写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的处理或者给予领导干部批评教育、责令写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处理的，由各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报请有关领导同意后实施；其他处理措施由各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
导小组办公室移交主管机关、任免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处理结果应及时反馈给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二十二条 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对本办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团体。
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参照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共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河南省监察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6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