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公害农产品管理试行办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无公害农产品管理试行办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76号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２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第５７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无公害农产品的管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保障人体健康，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江苏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与无公害农产品有关的生产、经营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无公害农产品，是指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量控制在质量安全允许范围内，经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认证，符合江苏省地方标准《无公害农产品（食品）》的农、林、牧、渔产品（食用类，不包括经过深加工的食品）。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无公害农产品的监督管理工作；无公害农产品中渔产品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环保、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卫生、物价等有关部门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对无公害农产品实行认证制度。由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实施认证工作。
第二章 开发与保护
第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无公害农产品发展规划，并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建立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并在基地建设等方面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按照江苏省地方标准《无公害农产品（食品）》的要求和规定生产和经营无公害农产品，促进无公害农产品事业的发展。
第八条 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应当建立在无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地点。
农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的指导和管理，组织对基地环境的监测和评价。
环保、水利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周围环境的监督管理。
第九条 经营使用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和改善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生态环境的义务，并应当遵守相应的生产技术规范。
鼓励科学合理使用有机肥、微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和可降解地膜等生产技术；用于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的农用化学品、生化制品等新品种、新成果，应当符合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十条 已建立的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周围不得新建、改建、扩建有污染的项目。需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必须进行环境评价。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增加对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的科研、开发、示范、推广的投入，有关部门要宣传、普及无公害农产品的科技知识，推广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的先进实用技术。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产品质量的监测、检验工作，建立健全农业环境监测网络。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为无公害农产品进入国内国际市场提供支持。
无公害农产品实行优质优价，鼓励和提倡设立专柜或定点经营销售无公害农产品。
第十四条 江苏省地方标准《无公害农产品（食品）》由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颁布。
江苏省地方标准《无公害农产品（食品）》的内容包括：（一）江苏省地方标准《无公害农产品（食品）产地环境要求》（ＤＢ３２／Ｔ３４３．１）；（二）江苏省地方标准《无公害农产品（食品）生产技术规范》（ＤＢ３２／Ｔ３４３．２）；（三）江苏省地方标准《无公害农产品（食品）产品安全标准》（ＤＢ３２／３４３．３）。
第三章 申报与认证
第十五条 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的条件：
（一）具备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生产的农产品；
（二）根据江苏省地方标准《无公害农产品（食品）》已制定了相应的产品生产技术规范。
第十六条 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的条件：
（一）其基地环境质量必须符合江苏省地方标准《无公害农产品（食品）产地环境要求》规定，并经抽样检测合格。
（二）其生产操作技术规程（工艺）、农用化学品使用种类等，必须遵守江苏省地方标准《无公害农产品（食品）生产技术规范》规定，并经审查符合要求。
（三）其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量必须符合江苏省地方标准《无公害农产品（食品）产品安全标准》规定，并经抽样检测合格。
第十七条 无公害农产品由生产单位和个人自愿申报。
设区的市、县（市）农业和渔业环境监测机构受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的委托受理本行政区域内单位和个人无公害农产品的申报，并进行初步审核。
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单位和个人也可以直接向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申报。
第十八条 省农业、渔业环境监测机构或者其他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委托，依据江苏省地方标准《无公害农产品（食品）》对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环境和产品进行监测和检测，并出具综合评估分析报告。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根据综合评估分析报告对申报产品进行评审，并根据评审结果进行认定。
第十九条 凡被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的，应当颁发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图形标志），并向社会公告。
江苏省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及图形标志式样，由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制定。
申请使用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图形标志）的，应当按照规定交纳费用。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省、市农业、渔业环境监测机构要加强对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的监测管理，并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委托对基地环境和农产品进行抽检；抽检不收取任何费用。
被抽检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原始生产过程记录档案等有关资料。
第二十一条 无公害农产品证书使用单位必须接受两年一次的复检和审核，复检工作由省、市农业、渔业环境监测机构负责；审核工作由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负责。
第二十二条 无公害农产品包装上必须标示无公害农产品登记证号及图形标志，同时注明生产单位名称和地址；图形标志应当按照标准图样的比例放大或缩小，不得变形。
无公害农产品图形标志及有无公害农产品图形标志的包装物必须在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的监督下印刷，按照被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面积、数量和包装容积限量印制，并将印制格式、规格和数量送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备案。
第二十三条 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及图形标志的使用范围以核准使用的农产品为限。
持有无公害农产品证书的单位和个人允许在被认定的产品以及产品包装、产品说明书、产品广告宣传中使用无公害农产品图形标志和字样。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自己享有的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及图形标志的使用权转让或租借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也不得用于尚未认定的其他产品或核准的生产基地范围以外的同类产品。
第二十四条 在无公害农产品证书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变更无公害农产品证书：
（一）使用新商标的；
（二）无公害农产品证书持有人变更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申请无公害农产品证书：
（一）产品的型号、规格发生变化的；
（二）改变生产条件、工艺和产品标准的。
第二十五条 由于基地环境污染或操作失误等原因暂时丧失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条件的，生产者必须立即报告当地农业或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并同时停止使用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图形标志）。待生产条件恢复后，经省农业、渔业环境监测机构重新组织检测合格，由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审核批准，方可恢复使用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图形标志）。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停使用或撤销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图形标志），并向社会公告。
（一）复检、抽检不合格或者拒绝复检、抽检的；
（二）发生产品质量事故造成严重影响的；
（三）丧失生产条件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四）未进行两年一次审核的；
（五）图形标志使用不符合规定的；
（六）擅自转让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图形标志）的。
撤销或暂停使用无公害农产品证书的处理决定由省、市农业环境监测机构提出，经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审核作出，暂停期限不超过半年；暂停期满，整改不达标的，撤销其证书。
第二十七条 未经认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无公害农产品的名义销售农产品，不得在其包装或标签上、广告宣传中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或字样。
外省的无公害农产品，必须经产品所在地省农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质量认证机构认定，并向本省县以上农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方能在本省销售及从事广告宣传活动。
第二十八条 经营销售包括定点或专柜销售无公害农产品的，必须持有该农产品认定证书复印件。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九条 假冒或伪造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图形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农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收缴证书、图形标签及有图形标志的产品包装物，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擅自使用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图形标志）或者扩大使用范围的，由县级以上农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收缴图形标签及有图形标志的包装物，并可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擅自转让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图形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农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收缴证书、图形标志及有图形标志的包装物；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未经认定，以无公害农产品名义销售的，由县级以上农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收缴图形标志及有图形标志的包装物；并可以处以１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未经认定，擅自以无公害农产品名义进行广告宣传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 印刷厂未经验证擅自承印无公害农产品图形标志及有图形标志的包装物，或者擅自扩大印刷数量的，依照《印刷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四条 违反产品质量管理、食品卫生等法律、法规的，由有关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查处。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六条 无公害农产品发证和检测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申领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图形标志）及复检审核的具体收费标准由省物价、财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农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八条 承担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的环境质量监测和产品质量检测任务的机构，必须通过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计量认证。
第三十九条 与无公害农产品有关的各种表式及产品销售标签格式由无公害认证机构统一制定。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从一起强奸案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酌定不起诉
黄燕 张振毅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生 天津市大港区检察院助检员）
【关键词】：起诉便宜主义 酌定不起诉 自由裁量权
【内容摘要】：由一起强奸案展开，介绍我国酌定不起诉的理论基础、优点，以及现存的问题，进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改进的建议。
一、 案情介绍
2001年初，50岁的被告人王某某在某市场卖菜，偶遇在外流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40多岁的丁某。王某某见其以垃圾充饥，衣着破烂，便生出恻隐之心，将其带回家中，为其提供食宿，照料有加。王某某还到村治保那里说：“我就把她当老伴吧！”（注：王某某系独身一人）于是，二人就开始了持续一年的同居生活，期间，王承认多次与丁发生性关系。经鉴定，被害人丁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在受到侵害时，性自我防卫能力丧失。据此，检察机关以强奸罪对被告人提起公诉。最后，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某某与丧失性自我防卫能力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
二、 本案引发的思考
这则案例，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不存在问题，出于对患有精神病的妇女权利的保障，《残疾人保障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规定了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本案的被告知道被害人有精神病，却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因此其行为在法律上构成强奸罪。
但笔者面对这起案件的判决却无法生出被告人罪有应得，法律惩罚了罪犯，维护了精神病人权益的想法。相反，笔者对这起案件在程序与实体上处理的必要性和最终的实效表示怀疑。该案的被告人平时并无恶习，将被害人领回家中主要是觉得其可怜，在与被害人非法同居的一年中，对其也是照顾有加，并有将被害人作老伴的想法。可见，在其与被害人多次发生性关系这一问题上，被告人并不具有很强的主观恶性，其行为虽已构成强奸罪，但由于存在着以上情节，应属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相信法院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才对被告处以三年有期徒刑的刑罚（对于强奸罪，刑法规定量刑幅度为三年以上，本案中，法院对被告判处三年徒刑是本罪的幅度下限）。但是，这一判决终归是将被告投入监狱，一方面，在这不长不短的三年中，被告能否在思想上真正认可和接受对他的这种惩罚，从而洗心革面，我们无法肯定；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把一个本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变成一个受刑者，加重了本来已经饱和的监狱承载力；这一判决还直接造成如此后果：被害人再次陷入无人照管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即使其可能会被政府送到精神病院收容，但与被告人曾经给予她的那个正常生活环境相比未必优越，同时也加重了社会的负担。所以，笔者认为这一判决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所起的积极效果都是令人怀疑的，法院和检察院在本案中的所做还容易给人一种就案论案、生硬执法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群众误解。
就本案而言，笔者认为一种非刑罚的方式或许较之刑罚处理结果会好许多，也可以避免诉讼中检察官和法官均认为对本案的判决社会意义不大但仍然不得已而为之的尴尬情形。那么，如何以一种非刑罚的程序或制度来处理类似这种已构成犯罪的行为，而不再将其提起公诉，却仍能保障处理的实际意义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自然落在了我国目前的不起诉制度上了。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确认符合法法律规定的终止刑事诉讼的案件，不应或不必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从而做出不将案件交付人民法院审判的处理决定。不起诉又分为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我国对公诉采取的法定起诉主义为主（指犯罪嫌疑人依法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就必须对他起诉），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原则（即犯罪嫌疑人依法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检察机关有权裁量对他是否起诉），酌定不起诉正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也是法律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反映。
起诉便宜主义的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的结果，也是人类理性思考的选择。首先，随着人们对刑事诉讼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强调有罪必罚、从而有罪必诉的诉讼观逐渐让位于把预防主义的刑罚思想以及非刑罚化、轻刑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注重目的性，实现具体正义的诉讼观；其次，起诉便宜主义体现了社会注重特殊预防的倾向，即在追诉和适用刑罚时应充分考虑犯罪人的特性，以实现刑罚个别化，促进犯罪人的悔过自新；第三，由于大量短期自由刑的适用所带来的交叉感染的恶性后果，使得不论犯罪轻重，有罪必诉的法定起诉主义的适用价值也在减弱；最后，由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说来就是效益”①的观念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经济成本，而在世界范围内总体的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现实背景下，国家对犯罪有选择地进行追诉就成了一个降低诉讼成本的很好选择。
我国现行的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免予起诉的重大修改和完善，所谓免予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直接认定其有罪，但免予追诉的一种法律规定。由于免予起诉决定相当于法院作出的确认有罪但免除刑罚的判决，违反了法治原则，因此将其取消，而确立了酌定不起诉，即检察机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享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但几年过去了，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效果却不尽人意，主要问题是适用率低，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结总人数的4.2%，1998年为2.5%②，而其中的酌定不起诉比例更低；另外，其适用对象也比较单一，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以北京海淀区检察院为例，1999年该院对6件13人作出的酌定不起诉决定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为4件9人③。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传统的法定起诉主义，有罪必罚的刑罚报应观的影响。起诉法定主义在我国的先行确定，使我国的公众包括司法人员还未能充分认识到起诉便宜主义所具有的提高诉讼效益、特殊预防等特点；而有罪必罚、必诉的观念使许多人将酌定不起诉视为是对犯罪的恣意放纵。在实践中，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检察机关往往把不起诉的案件多少作为年底考核评比的内容，不起诉率为零成为优秀的重要指标；在向人大汇报工作时，检察机关也是尽量避免出现不起诉的案件，甚至压低不起诉率，其原因就是许多人大代表认为不起诉会放纵犯罪，是对犯罪打击不力的表现，从而影响到人大对检察工作的表决通过。传统的刑罚报应观、刑罚控制观在我国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检察院不愿意适用不起诉，以免自身遭到指责和非难。
（二）检察官的素质成为影响不起诉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因。酌定不起诉是一种自由裁量权，因此其适用的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自由裁量者——检察官。由于我国以前存在的对免予起诉大量滥用的先例以及目前仍需提高的检察官素质，使得检察机关对酌定不起诉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这包括对不起诉适用程序的严格规定，对不起诉案件比例的限制，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于1998年下发了第12号文件，强调符合酌定不起诉的案件（除极个别情况外），均应起诉。（而笔者认为这以文件有违反法律的嫌疑，它使一个任意性规范变成了一个强制性规范。）
（三）法律规定的酌定不起诉适用范围太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酌定不起诉必须同时具备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两个条件，而一般人又将犯罪情节轻微理解为罪名轻、量刑也轻，因此这种狭窄的酌定不起诉条件，是无法充分发挥不起诉的作用的。
针对以上问题和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变目前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一）适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法律规定的不起诉的范围仅限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这种限制在我国司法现状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其的理解却不能太狭窄。犯罪情节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种，像刑法中通常的情况一样，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情节应理解为量刑情节而不是罪名轻（我国一般将最高刑为3年的犯罪视为轻罪）。另外，笔者认为不应该将不起诉的条件限定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起诉便宜主义的实质是检察机关在求刑上的自由裁量权，而非量刑权的自由裁量，因此根据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的具体情节，不予追究更有利于其改造，从而也更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时，就可以不起诉。所以笔者建议将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放宽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并无实益。”
（二）改革和完善不起诉的的适用程序。复杂的不起诉报批核准程序影响了不起诉的效益，提高了不起诉的难度，因此检察机关要简化不起诉的工作程序；建立不起诉的听证程序，即检察机关拟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之前，应当告侦查机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如果其中任何一方在一定时间内对可能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举行听证会，这既可以保证不起诉的质量，又能提高检察机关办案的透明度，同时让当事人真正了解和接受作不起诉的原因，减少被害人对不起诉不服而产生的缠诉现象，解除了检察机关的后顾之忧。
（三）加强和落实对不起诉的监督、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救济、监督程序，如对不起诉不服，被害人可以向检察院申诉或向法院起诉；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或复核等等。这些规定必须得到全面的落实，例如，被害人向法院起诉时，证据的转移和收集问题，检察机关和法院应当帮助解决，才能真正有效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不起诉的监督还可以采取上级机关不定期的抽查制度、公开审查制度，即对存在较大争议并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经检察机关审查后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涉及个人隐私、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成年人案件等除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一般公众参加，让他们了解案情，发表意见。
参考书目：
① 波斯纳 著《法律经济分析》，美，Little brown 公司1972年版，第1页
② 《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主编陈光中 汉斯—约格阿尔布来希特（德）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第168页
③同上，第1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