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横幅宣扬违法行为的法律思考/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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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体改办《经济管理文摘》:经济法视野里国企治理模式“两权分离失灵”的探源与反思

刘大洪 李华振 刘卫华

【摘要】20多年来，中国国企治理模式改革的路径取向一直是两权分离：先是“旧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是“新两权分离”（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但事实却反证了两权分离的失灵。面对令人困惑的国企现状，本文从经济法学和法经济学的视角，从国企两权分离治理模式的演进轨迹开始，运用产权理论、科斯定理、委托代理论、博弈论“囚徒困境”等分析工具，进行了两权分离的“桔生淮南淮北”之中西比较，探讨了中国国企治理模式的误区，最后得出结论：在中国，不管是经济法意义上的国企、还是民商法意义上的国企，都不适于实行两权分离的治理模式。

【关键词】国企治理；两权分离；产权；科斯定理；博弈论；代理风险

一、困惑现状：国企两权分离为何失灵？

　　从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下达《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揭开国企改革的序幕，到2003、2004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进一步对国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国企改革已经持续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此为“旧”两权分离）或“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此为“新”两权分离）的治理模式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首先，旧两权分离没取得预期效果。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以承包经营制为代表的旧两权分离治理模式虽然在短期内看似提高了国企效益，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承包经营者把未来的、国家的、普通职工的利益提前透支才得到了这些貌似的“成绩”。承包者得到了一种外无国家所有权约束、内无企业内部自我约束的经营权，结果就是旧两权分离使得经营权凌驾于所有权之上，导致了国企“权利（收益）的私有化和义务（成本）的社会化”。［1］正因其弊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国企的承包经营制，由旧两权分离转变成新两权分离。

　　其次，90年代初以来实行的新两权分离也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根据新两权分离的要求而推行的股份制在开始的几年里，股市上一片繁荣，似乎新两权分离成功了，但当时就有一些冷静的学者指出，这只不过是人们对新生事物的一种盲目追捧，泡沫经济的成份很大。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这一点，仅仅到了1995年，中国经济就开始要“软着陆”；而三年之后的1998年，由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由于中国政府为了免遭危机而采取了强有力措施对国内经济进行硬性干预，政策上的保护把国企新两权分离弊端的爆发时间推后了。但强心针的作用只是一时的而不是一世的，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由于中国政府切实履行自己的入世承诺，对国企的非市场化的保护越来越少。

　　于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几年里，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发生了“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比如银广厦、蓝田股份、郑百文、农商社、猴王、亿安科技等等等等，败下市来的不在少数，以至于现在政府为了给这些被PT的败兵找个立锥之地而不得不考虑建一个“三板市场”。没上市的普通国企也是“批量滑坡”，并由此拖累了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使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瓶颈期！［2］尤其是上市公司，一直被认为是国企两权分离治理模式的好样板、被认为是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排头兵。但现在的事实却进行了一场“反证”。这不能不令人对两权分离进行冷思考与再认识。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这个问题十分令人困惑。当初论证“国企应该彻底两权分离”时，曾列举了无数条有力的论据。但现实击破了这些论据，国企改革似乎走入了一个误区，如果不走出这个误区，仅仅通过更换监管部门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不断变迁的。从最初的“无人管、谁都管”的混乱，到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再到交给财政部代管，再到现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3］）

　　二、历史镜像：国企两权分离演进轨迹的经济法考察

　　从历史上考察，我国国企两权分离可以划分为旧两权分离和新两权分离两个时期。之所以把两权分离划分为旧、新，是由于它们在法律用语的表述上有明显的不同：旧两权分离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新两权分离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前者是“经营权”，后者是“法人财产权”。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两权分离并无旧、新之别，认为所谓的“法人财产权”实际上就是经营权、换汤不换药，但目前学界的通说认为二者并不完全等同，因此有必要以此来把两权分离区别为旧、新两个时期。 　

　　（一）国企旧治理模式的演进轨迹

　　1、旧两权分离模式的萌芽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国工作的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针对旧体制权力过于集中、企业缺少自主权的问题，开始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序幕。国务院于1979年7月13日下达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改革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体制的文件，并在全国开展了改革的试点工作。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根据前3年的改革经验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这些改革文件针对旧体制的弊端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改革措施：一是改革旧的统收统支的财务制度，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和国有资产的有偿占有制度；二是在企业保证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可以在安排生产方面、原材料采购方面、产品销售与定价方面、留用资金和固定资产处分方面以一定的自主权。这些改革措施已经初步体现了两权分离的精神。

　　2、旧两权分离模式的成型阶段。由于上一阶段已经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对全民所有制企业财产权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占有权、租赁权、经营管理权、企业法人所有权、用益物权等制度建议。在总结经验和听取学术界建议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84年10月20日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了两权分离的指导思想。所谓“两权分离”，就是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将国家所有的财产授权给企业经营管理，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3、旧两权分离模式上升为法律的阶段。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82条确认了企业对国家授权其经营管理的财产的经营权：“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经营权，受法律保护。”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进一步明确了两权分离，其第2条规定：“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 ［4］

　　（二）国企新治理模式的演进轨迹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原来“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之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的经济基础之要求。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提了出来。十四大确立了新的经济体制，与此相应，旧两权分离也演进为新两权分离。

　　1、新两权分离模式的萌芽和成型阶段。旧两权分离经过了几年的萌芽之后才成型，而新两权分离从萌芽到成型，表现出了明显的“速成班”特征。1992年5月15日，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等6部委联合发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同日，国家体改委颁布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两个规范性文件。5月23日起，国务院有关部委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股份制企业的管理办法。这些规范性文件实际上有了后来的“法人财产权”之雏形。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提出了“法人财产权”之概念。

　　2、新两权分离模式上升为法律的阶段。就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个月，即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第4条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在随后的1994年，国务院颁行的《国有企业财产监管条例》第27条规定：企业法人享有法人财产权，依法独立支配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政府和管理机构不得直接支配企业法人财产。［5］可见，法人财产权就是公司享有的对股东投资所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独立和直接支配的权利。

　　关于法人财产权的法律性质，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见解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主要观点有：(1)法人财产权实质上是法人所有权；(2)法人财产权仍然属于企业经营权；(3)法人财产权是不同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一种财产权。但不管学界如何争论，官方的立场并没受到影响。从此之后，以“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为特征的新两权分离一直都是国企改革的方向，与此同时，旧两权分离也偶尔提一下，二者并行并用。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的决定》中，对法人财产权没做任何改动。2003年成立的国资委对国有资产体制进行了不小的深化改革，提出“三结合”（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三分开”（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似乎又有重提旧两权分离的意思。

　　三、误区探源：对“国企两权分离失灵”的经济法四维透析

　　我国的国企治理之所以一直沿着两权分离的方向进行，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马克思经典著作作为指导的。马克思在研究借贷资本和股份资本时，明确地指出这两类资本都是两权分离的资本。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实际发生机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人，别人所有资本的管理人。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机能与资本所有权分离了。” ［6］列宁更进一步认为两权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就是资本所有权同资本对生产的投资权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分离，全靠货币资本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分离。” ［7］中共中央1984年10月20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无误地说明了中国国企两权分离是来自马列主义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 ［8］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不可不谓不深入，也不可谓不正确。两权分离治理模式（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也都“曾”在相当的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但问题在于：两权分离作为一棵生长在“自然人所有制”土壤上的“桔树”，它移植到“拟制人所有制”的中国土壤上之后，会不会“水土不服”？中国的土壤里有它所需要的养份吗？会不会异变为“枳树”？“淮南”与“淮北”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无视这一点，就导致了目前我国国企两权分离治理模式“失灵”的困惑现状。

　　误区透析一：从产权初始界定论的角度看，国企两权分离是建立在“拟制人所有制”法律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自然人所有制”的法律基础上的。

　　　　　　　　　　　　　从醉驾判决之正义性思考谈司法公开的目的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关于醉酒驾驶，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理论上颇有争议，但总结起来无外乎承担与不承担两种观点，从本质上说，两种方案的冲突实际上是“人权”与“秩序”的冲突，两种观点都不完全符合正义的根本要求。从立法精神出发，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垫付责任，垫付后可向醉驾者、无证驾驶者追偿才更为合乎正义的要求。

关键词：

醉驾、人权本位、秩序本位、正义、看得见的正义

引言：

从来没有单纯的司法公开，公开必有其目的，泛泛而谈难见说服力，故笔者试图从醉驾判决的正义性思考出发，来探讨司法公开的目的。

关于醉驾、无证驾驶致人伤亡，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打开互联网，可发现一搜一大把，赔与不赔都成为了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各地法院的判决也是五花八门。司法实践中这种参差不齐不判决方案，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严肃性，使司法公信力大打折扣。作为基层法院第一线的审判人员，因为手上刚好也碰到一个醉驾的案件，所以也不得不加入这一争论的行列，从而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 当今的司法现状

各地法院对于醉酒驾驶、无证驾驶致人伤亡时，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的处理，无外乎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认为，交强险是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保险。它相当于是车主为社会不特定的公众购买的保险，从合同法原理上说相当于是车主与保险公司为第三人约定了权益，具有约定性；而这种权益是一国或地区基于公共政策的需要，为维护社会大众利益，以法律形式强制推行的，从而使这种权益又具有法定性；并且，其立法目的在于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能获得基本的赔偿，以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权，还具有社会公益性。因此，这种理论认为，交强险是排斥合同相对性原理的，否则，依照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受害者是没有权利起诉保险公司的，故即便车主与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约定醉驾、无证驾驶免赔，亦不能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交强险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只要不是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均应在责任限额内赔偿受害人的人身伤亡损失和财产损失，而不论投保机动车一方是否有过错或过错的大小。因此，在这种方案中，法官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放在第一位，认为在当今和平的大环境下，该价值在所有法律所保护和追求的价值位阶中的最高价值，处于价值金字塔的顶端，其他价值与之相冲突时均让位之。故醉驾和无证驾驶时，保险公司一律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再由肇事双方根据过错来划分责任。

第二种方案认为，交强险是为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这种利益的保护是在肇事者按照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正常行车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时的保护，而醉酒驾驶或无证驾驶之情形中，肇事者本身就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由此造成的损害不应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只应由肇事者自行承担，这样才符合公正、公平的原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垫付抢救费用，目的是为了保障受害者能及时得到治疗，体现的是人文关怀。并且，按照一般常理，受害者起诉时已经治疗完毕，其生命健康权已基本得到了保障，已不再具有人身危险的紧迫性，故起诉的标的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债权。如果无证驾驶或醉酒驾驶肇事后，保险公司都要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那势必在社会上造成有证无证一样、清醒醉酒一样，反正都有保险公司买单的结果，对社会造成更大的混乱。这无疑是对醉驾和无证驾驶的放纵，与刑法修正案八醉驾入刑的立法精神相违背。因此，在这种方案中，保险公司不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

这两种方案均能自圆其说，并且都有一定的道理，以至于全国各地的法院按这两种方案判决的都有。为了力排众议、定纷止争，最高院2009年10月20日在对安徽省高院的批复时明确认为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财产损失包括“人身伤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故认为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事与愿违，该批复未能实现预期的效果，全国各地的法官并未因此停止对正义的思考与追求，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案例仍不断涌现，从而使该批复陷入各大报刊、杂志、网络等各种舆论声讨的惊涛骇浪中。

笔者认为，这两种方案的冲突，说到底是人权与秩序的冲突，两者都是法律所要保护和追求的利益，都不可偏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法律中，两者的主次地位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二、 秩序本位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家和法学家优先追求的都是秩序，要求国家应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主张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的大环境下，人们的劳动所能创造的剩余产品本就十分有限，处于金字塔上层的统治者们为了能够有足够的物质资料供其享受骄纵奢华的生活，免不了要对内实行严重的剥削，对外实行残忍的掠夺。这使人民随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屈原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2]”，白居易更为深刻“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3]”，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4]”的统治，必然激起本国民众的反抗和遭遇他国民众的抗争与侵略，故古今中外的各国家、各政权，无不随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鲁迅就曾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的历史无非是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5]”。在这种“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6]”的理念下，秩序，当然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法律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三、 人权本位的兴起

国家政权的统治者们过分地追求秩序而忽略了对人权的保护，加上统治阶级的种种特权，如“八议[7]”制度、“官当[8]”制度的出现，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9]”的理念下，农民起义、奴隶起义此起彼伏。于是，统治们在追求秩序的同时，开始注重人心向背，进而出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10]”、“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1]”的较为开明的理念。但封建专政的、忽视人权保障的黑暗统治并未根本改变，因为这种变化本身是为更好地维护阶级统治秩序服务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首先在西方国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人民主权论”等理论的影响下，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紧随其后，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第二条中明确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此后，类似的规定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第２２００Ａ（ＸＸＩ）号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此，世界各国在人权保障方面达成了普遍共识，人权保障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将秩序与人权保障这两者的主次关系倒了个位，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权，也就成为了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标。

在我国，其实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主张“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2]”。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条也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但遗憾的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一直提倡集体主义，将国家、集体和公共利益置于首要位置，从而忽略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甚至提倡在个人利益与这些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让位之。但这种思想逐步在转变，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人为本”，2004年修宪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了宪法，胡锦涛2007年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利益至上”。尽管何谓“人权”仍然模糊不清，尽管我国人民至今仍不享有“沉默权”，尽管我国仍未象美国宪法一样赋予民众武装反抗并推翻暴力政府的权利，但至少标志着我国也基本实现了人权本位的法律思想的转变。

四、 人权与秩序的辩证关系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13]”。“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有这种权利[14]”。这些话是非常深刻的，没有秩序，就谈不上自由，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所以秩序是保障人权的基础，但“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自由[15]”，故维护秩序，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权。从醉驾入刑的立法目的来看，就是为了创造更好的公共交通环境，从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

这真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涉及到个人人权与公众人权、眼前人权与长远人权的激烈冲突——保险公司如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虽然保障了个人人权、维护了眼前人权，但从长远看，却放纵了醉驾和无证驾驶，可能使公众人权受到更大损害；如不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我们会发现，今后发生的每一次交通事故，都可能成为今天的正在审理的个人人权和眼前人权，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16]”，故何时才算是保障了长远的、公众的人权？最终我们会发现，不承担赔偿责任，不保障眼前的每一个个人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终将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赔偿是不正义的，不赔偿也是不正义的。